病人签字越来越多但纠纷并未减少被误读的知

2019-11-20 18:07:23 来源: 贵港信息港

病人签字越来越多,但纠纷并未减少!被误读的“知情同意”

从法律上讲,国内目前的“知情同意”制度没有起到保护医务人员的作用,可绝大多数临床医生却还在将其理解为“免责”“保护医生”,少有医务人员将“知情同意”上升到教育病人的高度去看待和重视,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让病人签字越来越多,但纠纷并未减少的原因之一。

临床现状反思 “知情同意”变成了“生死状”《侵权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如果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

但我国医疗行业这些年推行的“知情同意”制度,将制度重心放在了“同意”上,而且还错误地认为“知情同意”制度可以免除医院的,于是知情同意书写得酷似“生死状”,从条到一条几乎都是免责条款,让患者望而却步。

实际上,从西方社会引入的“知情同意”制度,其价值重心是“知情”而非“同意”,因为不知情、不理解的同意,即使签了字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患者已对上述内容表示理解”的免责条款并不能让医生撇清自身,患者可因为手术前后的认知差异性对医生不依不饶。

于是有的三级医院将《手术同意书》改名为《手术志愿书》。可是《志愿书》中的种种“要求”并不能减轻医务人员对患者应尽的法律,反而会令医患关系变得对立、疏远,甚至冷漠;这种“消极保护”将会造成滥开检查、推诿急危患者的现象,并终导致医患双方两败俱伤。

单向告知效果不佳 在目前国内的临床实践中,往往是医生单方面的告知,待告知履行完毕后遂询问患者是否听懂和理解,如果患者没有问题,遂签署知情同意书。但是有不少的案例,患者在手术或治疗后起诉医院,理由是当时医生的告知并未让自己真正理解。

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且简单的方法是采取双向沟通和交流方式,在医生告知患者的过程中,要让患者复述或针对医生的问题回答,以判断其是否真正理解了告知。

仍然习惯“父权式医患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加入到学习型患者的队伍中。如患者可以借助互联来搜索与自己疾病相关的医学专业知识。但是医务人员仍然习惯于“父权式医患关系”(我为你好,你听我的,不要问那么多问题,按我说的做就是了),而“父权式医患关系”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唯有“朋友式医患关系”(基于共同参与的学习与讨论)可以令学习型患者满意。

展望国际上医学的发展方向,面对学习型患者,国外医院和国内一些医院选择的是“主动改变”,通过决策辅助,例如运用多媒体课件、录像、App应用软件等提高教育患者的效果,从而促使患者与医生达成共识,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亏欠患者一份副本我国医疗机构目前所使用的知情同意书都仅由医患双方签署一份,并保留在医院中。而国外的知情同意书往往要给患者一份副本,这也遵循了法律文书签署者有权保留文书(或副本)的基本惯例。回想国内很多医疗纠纷案件,医患双方往往就是针对知情同意书上的文字真实性争执不下。如果借鉴国外医院的做法,这些没有必要的争执自然会消失。 让患者知道更多信息 补充“患者权利声明”国外的知情同意书往往会有“患者权利声明”(患者声明)的内容,例如,(1)医生向我解释了我的治疗情况,对治疗提出了建议,并向我介绍了该治疗的风险。我了解这些风险的含义,以及治疗可能的结果。(2)医生也介绍了其他相关的治疗选择(替代治疗方案)和它们的风险。我了解治疗方案的预后和不进行此治疗的风险。(3)医生与我讨论了我的问题和担心,我得到了满意的答案。(4)如果需要的话,我同意某甲医生、某乙医生、某丙医生和(或)他们的助手对本人进行手术和修复

。(5)我清楚手术过程中切除的器官或组织将被保留一段时间供其他检验使用,之后将由医院妥善处置。(6)我了解我的手术过程可能被拍照或摄像,照片和录像将用于医学教学。(7)如有手术人员受伤接触到我的血液或体液,我同意医院采集我的血液样本做血液传播疾病检验,如乙肝、HIV。(8)在签署这份同意书前12个小时内,我没有服用任何改变心情或意识的药物,等等

。 尽量直接与患者沟通 在信息的传递中,每发生一次信息的转述,信息往往就会被歪曲或篡改,导致误解或不理解。所以提倡直接与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即使可以采取保护性医疗措施,也尽量限制使用。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以下的告知策略:①医师应预先有一个计划

。②告知病情时应留有余地,让患者有一个逐步接受现实的机会

。③分多次告知。④在告知病情的同时,应尽可能给患者以希望。⑤不欺骗患者。⑥告知过程中,应让患者有充分宣泄情绪的机会,及时给予支持。⑦告知病情后,应与患者共同制订未来的生活和治疗计划以及保持密切的进一步的医患接触。

可见,“不欺骗患者”与传统的治疗特权形成冲突。应当推行“医学生前预嘱”或“肿瘤患者病理检查前意愿调查”,以便让每个人自决是否被告知真实的病情。

风险告知力争客观准确 澳大利亚《硬模外脊麻知情同意书》中,为了让患者更准确地理解手术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将并发症进行了分类,即“一般副作用及并发症”、“偶见副作用及并发症”、“罕见副作用”。这比我们目前往往将所有并发症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的做法要好。

一些手术是具有严重风险的,例如子宫切除术。美国在同意书中罗列的风险表格可以帮助患者了解严重并发症的真正风险,让患者评估自己对手术后并发症的接受程度,达到尽可能地对专业风险的告知。

更值得借鉴的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部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医疗机构中,其医院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将并发症与本院历史数据进行关联,这样患者可以获得一个更加客观、准确的告知。

补充“常见问题”对于手术术式较为固定的治疗,患者往往会有类似的问题,知情同意书完全可以设定较为固定的“常见问题”或“患者理解测试”内容,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约医生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有益于患者的充分理解。例如澳大利亚《隆胸手术知情同意书》设定了若干“常见问题”,并予以解答。如“今后我是否有必要将我隆胸手术信息告知其他医生

?是的,每当你需要提供你的病史的时候,切记要通知你的医生有关隆胸手术的信息,就如同你会告诉他/她你所接受的其他手术一样”;“我需要经常做乳房X线检查么?对于接受了隆胸手术的女性,如果她的年龄正好处于建议进行常规乳房X线检查的年龄范围内,那么应该继续按照推荐时间表进行这种检查”等。 给重大择期手术患者“后悔期”重大择期手术往往会对患者的生理、心理乃至社会关系产生重大改变,应当给予患者一个充分理解、消化医生告知的信息,并允许患者在治疗方案和替代治疗方案间进行抉择的机会,即所谓的“后悔期”。例如澳大利亚《牙科麻醉及植入手术知情同意书》明确:请把本说明说书带回家仔细阅读,将有关问题记下,并在下次预约见面签字前与医生一同探讨您的问题。 补充医保和费用的内容 伴随着我国医改的深入,伴随着全民医保计划的推进和展开,我国的知情同意书也应效法国外做法,补充关于医保和费用的内容。

例如澳大利亚《男子女性型乳房症手术知情同意书》就将医保和费用的情况进行了详尽的书面阐述,如“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并不对男子女性型乳房症手术这样的美容手术或者手术中发生的并发症进行担保。因此,请仔细阅读保险签订者手册。大多数保险不涵盖二次手术及修复手术的康复费用”;“签署本手术/疗法的知情同意书时,患者必须承认已经被告知手术的所有结果和风险,承担手术决定的和后续治疗的费用”等。

(作者系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图/源自络

以上为《健康报》原创作品,如若转载须获得本报授权。

郑州的癫痫病专科医院
东莞治疗白癜风方法
岳阳市人民医院怎么样
威海治疗早泄医院
秦皇岛港口医院
本文标签: